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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洪灾，中国人居然创造了一项世界遗产！

时间 :2023-05-04 11:50:00   来源 : 道中华微信公众号

自明朝中叶以来，位于江苏中部里下河地区的兴化洪涝多发，素有“洪水走廊”之称。为应对连年灾害，兴化先民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开发了“垛田”这一全新的农业生产模式，最终孕育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垛田传统农业系统。

于湖荡沼泽之中堆土成垛，在垛上从事农业生产，兴化先民“雕塑”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垛田奇观。如今，“洪水走廊”早已华丽变身为富饶水乡，拥有600余年历史、总灌溉面积达52.88平方公里的垛田焕发出勃勃生机。


(资料图片)

2014年，该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成为江苏省首个获此殊荣者。2022年，兴化垛田灌排工程体系又成功入选第九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这个特色鲜明的传统农业系统源是怎样形成的？有着怎样的重要价值？在其活态传承过程中还应关注哪些问题？近日，“道中华”就此采访了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院长、农业农村部传统农业遗产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卢勇教授。

记者：请介绍一下垛田传统农业系统的历史由来。

卢勇：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有着悠久的历史，至今仍是当地不可或缺的重要农业资源。在兴化，关于垛田的形成流传着两种说法：

一是大禹造田说。上古时期，禹在觐见舜帝的路上经过东海边一处海湾时，对随从说道：若将此地海水退去用来造田，该造福多少民众！说罢，他将腿上的泥甩向水中，岂料泥巴入水后竟变成大大小小的土墩。禹大喜，令随从前去谒舜，自己则留在了此地。随后，他率当地人筑临海大堤、退海水、挖土墩、种瓜菜，垛田由此而生。

二是岳飞屯田说。南宋时期，岳飞曾率军在兴化地区驻扎，并于荒滩上垒起诸多土墩用作军事屏障，被称为“芙蓉砦”。至明太祖洪武年间，大批苏州一带的移民来到兴化，在土墩之上尝试种植蔬菜，收获颇丰。受此启发，众人纷纷效仿，开始寻荒地挖土堆垒，最终形成了星罗棋布的垛田。

通过深入考证，我们认为兴化垛田是先民为适应自然环境，特别是明清时期应对日益严重的水患而衍生出的一种抗灾减灾的独特土地利用方式。

其产生的客观因素在于环境变迁。兴化垛田所处的里下河地区是古时射阳湖核心区南域，射阳湖为彼时中华大地五大湖之一。这里河湖密布，能够有效调节洪水，虽地势低洼，但鲜有洪涝灾害。

金元时期，射阳湖因黄河南下带来的淤积物覆盖而渐趋淤废，湖面虽大但水位很浅，往日烟波浩淼的壮阔景象不复存在，沼泽型湖泊的特征日益突显。

及至明清时期，湖面不断缩小，产生了一些彼此互不相连的小型湖沼和陂塘，并出现大量湖荡，其中大纵湖、平望湖、蜈蚣湖、得胜湖等均位于今兴化市境内。这些湖荡足以说明兴化地区已由原来滨湖而居的临水状态逐渐变为陆降水升的沼泽水荡，这为垛田的诞生提供了自然条件。

其形成的主观需求在于应对水患、抗灾减灾。据《兴化县志》记载，明代以前兴化地区的生态环境较为优越，鲜有水涝灾害发生。但自明代以来，因黄河南下夺淮，朝廷采取“黄淮合一、束水攻沙”的治水方针，渐使淮河流域水患频仍，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兴化是典型的“锅底洼”地形，汛期时，各路洪水迅速于此汇集，致使该地成为洪水的重灾区。为抵御洪水，勤劳聪慧的兴化先民选择稍高的地块挖土增高而形成土垛，并在垛上开展农耕生产。从远处看，规模庞大的垛田仿佛是水中的一座座小岛，如此以确保即使在洪涝之年土地也能够满足人们的生存之需。

人口增多也是垛田出现的重要原因。兴化地处江淮之中、运河沿岸，交通便利，明清时期商贸频繁，相较元朝时人口增长了30多倍。垦辟耕地是解决当地粮食供应最为直接、有效的途径。

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兴化全县田地为17980顷，至清代增至19795顷有余。但明清时期兴化地区的水灾多发，土地荒废众多，能够保持田地面积增加的重要原因应该就是垛田的大规模修筑。

记者：如您所言，兴化垛田的出现有其必然性。那么，这个传统农业系统的重要价值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卢勇：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是一个农业、林业、渔业复合系统，在当地农业生产和可持续发展、传承农耕文化和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具体表现在生态、科研、文化、旅游等方面。

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殷，生态条件优越，尤其是各类淡水鱼虾聚集，有着“江北淡水产品博物馆”的美誉。2001年兴化市被命名为全国第二批生态示范区，2007年成为江苏省生态农业市，是我国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中长江下游优质弱筋小麦、长江中下游河蟹养殖的优势区域，以及江苏省优质稻米、专用小麦、双低油菜、特色蔬菜、优质瘦肉猪、优质地方家禽等主导产区。此为其生态价值。

垛田是里下河地区最具典型意义的活化石，见证了当地从“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鱼米之乡，到黄河南下的洪水走廊，再到因地制宜、田水相依的垛田奇观。

因此，垛田是研究当地生态环境变迁和土地利用方式转变的一件珍贵标本。数百年来，垛田地区基本保持了原有地貌特征，田间劳作仍以舟为行，核心地带至今保留着大量原始的农耕方式，如罱泥、扒苲、搅水草等，为研究传统农耕技术提供了有益参考。此为其科研价值。

垛田对兴化的民间文艺、风俗习惯、饮食文化等各方面都有着深刻影响。以民间文艺为例，2002年垛田镇成为苏北地区唯一的“江苏省民间艺术之乡”，其主要文艺形式包括高家荡的高跷龙、歌会、农民画等，都具有鲜活的地域特色和垛田风情。

此外，垛田自身的耕作体系和生态系统本身就是一种富于特色的地域农耕文化。追溯历史，兴化还是吴楚文化、南北文化的汇聚交融之地，施耐庵、刘熙载、郑板桥等文人雅士均出自于此。此为其文化价值。

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作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以及垛田地区万岛耸立、千河纵横的地貌特征和自然景观，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旅游资源。

在古昭阳(兴化旧称)十二景中，垛田独占三景：胜湖秋月、两厢瓜圃、十里菱塘。

当代，随着垛田油菜花海知名度的提升，垛田旅游日益红火。此外，垛田地区“九夏芙蓉三秋菱藕，四围瓜菜万顷鱼虾”，夏季满垛碧绿，秋季瓜果飘香，冬季白垛黑水，一年四季都呈现出别样的水乡风情。此为其旅游价值。

记者：从传承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视角来看，拥有深厚历史的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的独特性何在？它对兴化乃至江苏走好新时代乡村振兴之路，有哪些重要启示？

卢勇：我国自古以农立国，传统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为中华文明的永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农业文化遗产、农业生产系统中蕴涵着丰富的农业生物多样性、传统技术和知识以及独特的文化和生态景观。

多姿多彩、别具一格的垛田文化，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创新交融贡献着力量。例如，书画家郑板桥的“六分半书”就是受家乡垛田散而不乱、错落有致的格局启发而创制的。

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中的三部都与兴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先是兴化人施耐庵创作《水浒传》，其作品所表露的兴化情结、所展示的兴化方言皆有实证。后有传说在老师施耐庵帮助下写就《三国演义》的罗贯中，以及在兴化人李春芳的帮助下撰成《西游记》的吴承恩。

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立足当下，将传统优秀农耕文化与新时代人民的文化需求相结合，将兴化垛田的活态传承与当地实施脱贫攻坚、全面小康和乡村振兴战略紧密结合，成效显著。

近年来，在这里开办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主题”农家乐，开展了水上森林春江诗会、“中国梦家乡美”经典诗文朗诵会、金东门老街非遗展演等系列文化活动。

先后在央视等主流媒体推出《种出来的风景》《水上花开 油菜花招蜂引人追》《垛田垛出财富来》等专题节目，联合举办“兴化之夜——第五届魅力农产品嘉年华”活动，拍摄微电影《千垛花开》等。

特别是通过新春舞龙表演大赛、乌巾荡龙舟大赛、里下河民歌大会、国际马拉松比赛等品牌活动，开展兴化人讲兴化故事的“说响兴化”、鉴赏本土美食的“吃响兴化”、歌唱新时代的“唱响兴化”和以摄影摄像展现兴化人文美景的“摄响兴化”等“四响兴化”系列主题活动，推动了社会各界对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的广泛关注，充分体现了文旅深度融合的巨大活力。

记者：在保护传承垛田农业文化遗产的过程中，您认为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卢勇：相比过去，垛田这一独特的地貌景观和生态系统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

为扩大耕地面积、方便耕作，部分乡民对原始的垛田进行大规模改造，将高垛挖低，多余泥土向周围水面填充，或将两个垛、三个垛连成一片。于是，垛田面积扩大了，河沟数量和水域面积减少了，原先那种高低错落、大小不一、绿水环绕的风韵也随之改变。

一些乡民施用和依赖化学肥料，传统的汲取自然肥料的做法逐渐减少，同时由于河道间缺乏经常性的疏浚，致使河水富营养化现象较为严重。

此外，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一些农业土地被改造成工业用地，数千亩垛田耕地陆续被征用开发，还有农户占用垛田建造房屋，加之近年来干线公路、通村公路建设等占用的土地，垛田面积大为减少，其整体地貌与景观被改变。

农业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社会生产力，必须与当今社会发展相适应。如今，兴化当地掌握垛田传统耕作技术而又专心在家务农的乡民大幅度减少，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农技已渐渐地远离了年轻一代……这些都给垛田传统农业系统的传承发展带来了不小挑战。

要推进立法保护，确保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的保护与发展落到实处。此外，构建多元参与机制，以当地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居民积极性、主动性，加强原真性保护。同时，依托科研院所的技术支撑，进一步挖掘遗产的生态、文化、品牌价值，进行多功能开发，推动一三产业融合发展。

垛田文化既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又暗合我国先民“天人合一”的审美意趣和精神追求，要在充分挖掘其历史内涵的基础上，对资源进行整合，开展集中的宣传推介，弘扬优秀传统农耕文化。尤其是活态传承不能只停留在对地理地貌和景观的保护开发层面，要坚持文化优先，着眼长远，真正实现“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本文刊发于《中国民族》杂志2023年第2期。记者｜许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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